贾平凹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洋马小学

贾平凹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文/ 洋马小学 周必清
　　纵观贾平凹创作的小说，我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他的家乡商州山地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如《浮躁》、《商州》、《远山野情》、《天狗》、《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一类是以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为中心表现对象的所谓都市小说，如《废都》、《白夜》、《土门》，此外还有《高老庄》。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似乎构成了贾平凹小说世界。其实，这是一种对贾平凹作品的误读，贾平凹乡土小说，诚然写的是作家对乡土爱与恨交织中的深深眷恋，贾平凹的都市小说，写城市的病态文明，写城市文化对乡村文明的侵袭，渗透其中的仍是作家“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意识与乡土情结。因而，乡土情结已成为贯穿贾平凹全部小说创作，透视其审美价值与文化内蕴的最为重要的精神线索。乡村与城市，现代与传统，自卑与自尊的矛盾始终穿插在贾平凹的乡土情结中。作者童年的经验，城市的体验，以及作为一个农裔城籍作家的独特情感取向是乡土情结的渊源所在，本文从贾平凹的一些作品来剖析贾平凹的乡土情结。贾平凹九十年代以来有一个很典型的写作手法，即用一种朦胧的意象还原乡村文明。经常通过人事意象和动物意象来说明作者复杂的内心情感。虚与实的交错是作者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游走，而命名和意象的取用是作者为自己架构的表现内容的支架。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是对贾平凹乡土情结实质内涵的再次总结。作为一个社会言说者，贾平凹承受了太多“重”的东西，他用作品把它化为诗意之“轻”。
　　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潮流的背景下，贾平凹作为一个来自西部的山里孩子，他以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并用独特的笔触写出一系列欢快、明朗、别致的作品，《满月儿》、《二月杏》等是其初期作品的代表。在中期的“商州系列”作品中，贾平凹心中始终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而且此时作者对故乡的这种情结是带着一种乐观、积极认可的态度去抒写的。在描写人物身份时，大都是农村中具有典型性的农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创作渐渐转为对生命本体层面的认识与开掘，关注的对象也基本是和自己身份相似的知识文人。作为一个为自己“立言”的作家，他感到了身上所赋予的时代重任。
　　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贾平凹对于故乡的那种情感，从作品中的表现来看，已经变了“味”，这种情感已演变为一种乡土情结。在贾平凹创作《废都》等长篇小说时，这些致力于当下中国社会现代化中人的精神命运、传统文化的变迁与人格重塑的作品，显然，不再是作者激情的活跃，而更是一种理性的沉思与审视。从早期的客观叙述到改革开放后的主观叙述，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渗透在作品中,本文将其归为乡土情结。
　　在当代中国，先进和落后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多类人交织在一起，城乡交织在一起，多种流派、多种思潮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混乱的时期，作家的精神内部形成了一种对话，即多种思想，多种文化的对话，而且每个人身上所存在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复杂斗争也在对话。贾平凹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从总体上看都有一种乡土情结，实际上是作者的多种精神对话的体现。90年代后社会的转型，经济已成为“商品话语和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前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强势的科技、工业等领域的面前，具有“软实力”的社会人文科学已退居了社会舞台的幕后，这些以文为生的作家自然是其中的一支。社会的转型，知识文人的心理更是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他们已经感到自己与社会的疏离，特别是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乡下人”，寄居在都市的他们更是感到一种无根之感。他们在生存与体验中见证的社会的变化；在浮躁、孤寂、怀疑、茫然、想象、期待中，他们只有用笔抒写自己的这种情怀，这是一种无奈，贾平凹当然非常清楚里面的苦辣酸甜。
　　乡土情结体现出了贾平凹90年代后创作的一个基本趋向，这种情结就像梦魇一样附绕作者的灵魂。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自卑与自尊对于贾平凹来说这个槛是很难逾越的，这种挣扎的状态是一种上不来下不去，出不来进不去的感觉。土门是一片街市，只因了作者赋予了它鲜活的内容，才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使作者从他的“形而下”状态转入“形而上”的思考；乡土是一种情结，内蕴着作者现实复杂的价值取向，也因了时代性，使它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具有了普泛性。

一、贾平凹乡土情结精神文化取向
　　贾平凹常说自己是“农民”，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总是与农民有牵扯不断的联系。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为我们写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作家。在这类的作家文化建构与展示中有两个特点：乡恋和文化传承与建构。
　　（一）乡恋
　　李西岳曾用一段充满激情的话表达他对家乡的精神依恋：“没事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还是觉得老家最值得刻骨铭心地怀念，因为我的祖先埋在那里，因为我的生命发源地是在那里，因为我的情感纽带系在那里，总之，我的根在那里……每次回老家，我都像第一次到天安门一样激动无比。” “乡恋”是农裔城籍作家认同乡村文化，将乡村作为自己的心灵依托等精神行为或文化行为的重要表现。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农裔城籍的作家众多，鲁迅是最早开启了乡土小说的先河，也因此带动了一批描写乡村的小说家。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等，对于他们，乡村经验是他们人生阅历的资本，也是他们精神文化价值取向的渊流。乡恋情结促使农裔城籍作家执着于乡村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贾平凹应是乡恋情结突出的一个作家代表。贾平凹农村生活十九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已经够说上了他叙述的人生资本，他的乡恋情结是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作者对故土的回望与坚守，对乡民的依恋与期盼。

　　贾平凹最初的出道是带着感性认识对故乡的叙说。陕南故乡山清水秀，丹江河哺育了故乡世代儿女。在他的作品里，故乡的山川地貌，飞鸟走兽都带上了作者情感的因子。《浮躁》中对于商州地貌的描写俨然给我们展开了一副地理图卷。贾平凹的乡恋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耽于对故乡自然景观描述的背后，作者更关注的是故乡人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家庭、亲人是贾平凹乡恋情结最有力的磁场，再者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那种特殊感情。故乡养育了和自己有血缘关系或没有血缘关系但彼此有感情感应的亲人与乡亲，故乡在作者的眼里，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存在而倍感亲切。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乡已在作者的心里渐渐变得模糊，就像他每次回到故乡，碰到村里的小孩，具体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只能从他们的长相推出他们的父母是谁。社会在变，故乡也在变，童年的梦越来越渺茫。《秦腔·后记》中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存在于作者心中的只是一个虚实相交，一种回忆性的对于故乡的精神依恋。谈到自己的创作，贾平凹说：“我写东西老是写老家的一些事情，因为对那儿熟悉得很，就是走了，心还是经常回去。”当年评论界所说的《秦腔》是贾平凹乡土小说终结之作这一说法，贾平凹很不以为然。贾平凹的传统文化修养，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注定了他是为故乡而作的一个作家，他的情感纽带就在故土上。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故乡的面貌又是怎样？当年落后的农村是否已经摆脱了贫困的帽子？关注故乡人的发展是贾平凹后期创作的着眼点，也是贾平凹乡恋表现最本质的特点。对于故乡人的关注可分为，一是最初的觉醒者。《小月前本》中的门门，《浮躁》中的天狗、雷大空，他们都是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初的觉醒者。门门在商品大潮的裹挟下，萌发了创业的道路，但以土地为本的乡亲是怎么也看不惯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这种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天狗与雷大空是徘徊在城市与农村的一些领头人，作为州城记者的天狗由于不满于虚假的一些社会现实，最终还是回到了丹江之上，只有这里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健康”一些。虽然雷大空大刀阔斧做皮包生意入狱而死，在做法上有不合理之处，但在作者的心里，故乡人已经摆脱了传统狭隘观念的束缚，这种意识肯定会带动更多的实践者。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觉醒者一样，我们说虽这两种觉醒者的内涵不同，但在大众思维束缚下，少数觉醒者只是向湖水中投去的石子，他们只能激起些许的浪花，最终又复入平静，我们只能“哀其不幸”。

　　二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文人。和作者身份一样的这些人，是作者感情牵系最近的一类，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如“西京三部曲”，《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主人公或是城市工作者却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庄之蝶、夜郎们，或是干脆继续寻找童年梦而“还乡”的高子路、子明、夏风们。贾平凹对他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深山出蛟龙的他们是家族的荣耀，是乡亲们的骄傲，他们带着百家姓的愿望闯入到大都市，可这些佼佼者在城市里的生活苦乐相伴，有苦难言，有苦难解使他们走向了困境。贾平凹为他们的成就赞叹，但赞叹的背后更是对他们的担忧，他在叙说的同时也在借他们为自己代言。

　　三是底层民众。生存于故乡的主体大部分是这些普通的底层民众，他们还生活在条件相对恶劣，拥有传统生活方式，保有传统和生活观念落后的农村山区。在许多知识文人的心里，诗情画意的农村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但是这种诗情画意慢慢会被现实消解。刘高兴（《高兴》）一个从故乡出来打工的地道式的农民，以拾破烂在城市为生。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少，迫使男女青壮年出来打工，他们出来的生存状态只能是干最底层的活。贾平凹对这类人是带着含泪的叙说，期盼的是想让他们找到更多的生存之道。

　　不言而喻，商州是贾平凹的创作基地。贾平凹在创作中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呼唤是根植于他灵魂的最深处，他的乡恋情结不像路遥式的明朗地对于故乡的赞叹，他的乡恋情结往往是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对于故土的回望与坚守是作者创作的主体所在。

　　（二）文化的传承与建构

　　对于一个生于长于农村的作家来说，农村文化的濡染形成了他们人生情感态度、道德判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他们与农村是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使他们更加负责任地对乡村文化的传承有一种使命感。贾平凹是一个特别恋乡，情感丰富且复杂的作家，从他身上，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浓厚的地域文化熏陶。陕南特殊的自然、社会文化哺育了一代代儿女，女性大多大胆，富有灵性，而男性多矮小，木讷。贾平凹通过作品也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系列，如《天狗》、《浮躁》、《高老庄》等中的天狗与高子路，名副其实典型的商州男人；女人则如师娘，小水们，天生的美丽、善良，聪慧。在贾平凹向我们展示一个个人物形象的背后，使我们更看到的是作品背后典型的乡村文化意蕴。

　　社会的转型在乡村人的文化心理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带来了乡村文化心理的嬗变。《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以及《浮躁》很鲜明地揭示了经济体制变更与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冲击。崇高的文化使命感促使农裔作家静观农民文化心理的演变，深味乡风乡俗的移易，细察新旧价值观念的更替。贾平凹对乡村心理嬗变的描写的细致、深入与真实不仅仅出自他对乡村文化的熟稔，还更出自他对乡村的深爱与依恋以及产生的责任心。

　　城镇化步伐的加大，广大农村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众多的机遇。我们在实践新农村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大量青年进城后农村只有老弱病残留守。《高兴·后记》中，刘高兴（原《秦腔》书正的原型，贾平凹的小时伙伴）对作者讲了一翻让人看到农村的现状：“村道里你看见有几个小伙姑娘？都出去打工了。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娃！” “商州是最贫困也是最闭塞的地方，……但注重孩子上学，上学的目的就是早早逃离这山地，……而供大学生上学，每年几乎从民间要付出一亿元。每年一亿，每年一亿，老百姓就是一捆子谷杆，被榨着被拧着被挤着，水分一滴滴没有了，只剩下了一把糠渣。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却极少再回到原籍……可怜的商州山区水土流失了，仅有的钱被学生带走了，有了知识的精英人才也走了，中国出现了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迁徙地就是城市。”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传统文化体系慢慢解体，乡村文化精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作者心里，开始出现了某种的担忧，乡村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贾平凹在矛盾中履行着一个使命者的责任。

　　市场化的到来，对贾平凹来说是切喜的。社会发展了，商品丰富了，作者对农村的发展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一方面，商品经济大潮下，传统的生活方式已在许多农村人心里被打破，以土为基的长期封闭的生存特征也渐瓦解，新的环境可说是给广大农村人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也能给传统的乡村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结构的变化带来次生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在占广大区域的农村地区面临着缺失，带着文化传承责任的贾平凹自然是为这一现象感到痛惜。再次，商品经济下良莠不齐的各种思想也侵入曾有些诗情画意的农村中，带来的更是人的纯美品性的消失。

　　贾平凹在建构农村文化时不像城裔城籍作家那样恨就是恨，爱就是爱。深刻的童年经验，持久的乡村文化熏陶，这一切让贾平凹有了丰富的乡村文化建构能力。但是走出乡村，接受了现代先进文化熏陶的贾平凹在创作方面也出现了原发性的精神障碍，他的态度往往是爱恨交加。正如许文郁先生在评价陕西农裔作家与他们故乡的精神牵连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故乡永远是他们心灵的家园，长大了，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明使他们有了新的视角。在极大的文化和文明反差中，回视曾经生长的乡土，亲切得令人心痛，又愚昧得令人痛心，粗粝得令人骇怕，又质朴得令人感动。”贾平凹是怀着对故乡的爱去进行创作的，但是社会的进步，现实的状况使他看到故乡的落后，而这些和现代文明形成了显著的差异。贾平凹对故乡进步寄予的希望，只能在渺茫中寻找一丝星星之火，一种文人的文化失落感在贾平凹这里很明显地呈现出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作者对故乡是持有批判的，但正因为与故乡天然的血缘联系，又使得其批判显得较为温和和有所保留，这样的情感态度也使贾平凹在一定程度上，使对故乡文化建构上出现一些“文化盲点”。

　　作为一个农裔城籍作家，贾平凹对故乡的情是源于一种乡村文化，这里是作者童年、少年的梦，同时作者又是带着一种责任心去传承这种文化，尽管常常出现情感与理性上的矛盾，但这个农裔作家始终坚持着寻找童年的梦。

　　二、社会环境——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所导致作家的二元心态

　　自从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的深入，在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先城市后农村，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带来的成果很有成效。但是，也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乡的差距也开始拉大，出现现代化进程与二元加剧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矛盾上。

　　“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有机复合。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两个不同质的相对独立运行的产业主体子系统（或单元），其中一元以现代技术武装的、商品化程度高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部门为代表，一元以传统手工技术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式的乡村农业部门为代表。”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一国国内存在着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子系统（或单元），即一元是指具有现代生活概念的发达城市地区，一元是条件相对恶劣的，拥有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有传统生活观念的落后农村地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城市现代化，商品大潮文化上的优势与农村文化的劣势形成的落差，在许多农裔城籍作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心态也跟真正的城里人存有差异。

　　中国文学自古是乡村经验具有优先性，乡村文学在众多作家笔下开拓出了广阔且丰富的领域。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村文化，而这也是贾平凹所擅长的方向。他九十年代后转型创作的所谓的城市小说，对他而言是一个挑战。他写城市，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身处时代裹挟下的城市知识分子正如贾平凹一样，陷入了城乡文化对立的尴尬境遇中，同时也代表着这个群体在世纪末的颓废状态。

　　从贾平凹心态的“浮躁”开始，他便走向了与城市对抗的心路历程。“农民式”的作家在现代文明的都市文化面前只能使其躲进“静虚村”，不致迷失自己的本性。平生一片心，不因人热；文章千古事，聊以自娱。乡间生活的十九年和传统文化的文人习性使贾平凹即使生活在城市中也不愿与人相争，不愿抛头露面，可是，社会的压力又不得不使他从事“流亡写作”。索稿的，电报电话没命着催；请吃的，车在楼下守候；政协的会，人大的会，振兴秦腔的会……，读书、思考、写作只能是奢侈的向往。疾病，家庭一连串的不幸，婚姻生活的风波，在众多媒体舆论的社会压力下，贾平凹也曾一度颓废。“我没有儿子，父亲死后，我曾经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走了，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唏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姓名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骂着。”

　　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急速发展，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在人们面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所呼唤的现代化目标部分已兑现，人们物质极大丰富了，可精神却困顿了。现实的急剧改变促使新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更深刻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完全地认同世俗化，如王蒙、王朔，他们积极肯定世俗社会中人的自然欲望和功利主义；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却在不得已的世俗化生活中坚守着理想中神圣土地，在猛烈抨击世纪经济大潮下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传统——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的后花园，贾平凹就是后一列。他在城市中苦恼着、寂寞着，而这种苦恼、寂寞同时也成了他创作的内驱力，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在对城市文明精神和情感上，贾平凹最初是带着抵触情绪的，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抵触情绪显形为对城市文明的激烈批判。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矛盾心态在许多农裔城籍作家身上是非常普遍的。作为对城市的逃离，乡村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而作为灵魂最后根据地的乡村在现代化的步伐下，作家理想中所形成的原始完整的文化体系现已支离破碎，那种种族的记忆在个体身上已渐渐远去，剩下的只是形似躯壳的农村实体板块。贾平凹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安排作品的背景几乎都是城市与农村两地，而我们从主人公的身上亦能鲜明地看出其在对待城乡二元结构立场上取舍的矛盾。

[ 本帖最后由 xiaoxiami 于 2008-7-26 18:3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