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校长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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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要学会敬畏

　　人要敬畏，才能得救。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使人远离真理，极端接近疯狂，与魔鬼共舞。唯物主义者也要学会敬畏，他是要敬畏客观规律。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要受到惩罚，人类已经在受惩罚了，无度的发展使能源枯竭，空气与水遭到污染，物种减少，这些都在教会狂妄的人类敬畏。危及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哪能不敬畏呢？所以推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说。

　　自然有自然规律，经济有经济规律，文化有文化规律，教育有教育规律，人的成长发展也有规律，人只有认识了规律，敬畏规律，才能实现人的本质。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生存的人们知道敬畏，金钱社会或号称民主社会中的人也知道敬畏，他们敬畏帝王、敬畏金钱、敬畏民众。

　　“文革”期间，中华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没有法律，便没有了敬畏。没有敬畏就是无法无天，没有敬畏的人，便如释放出来的魔群，其破坏力令人发指。

　　人有了敬畏，灵魂才会安居。那么，我们教师该敬畏什么？

　　教师要敬畏真理。学校是传递真理的地方，教师信仰真理的态度与追求真理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给学生。教师并不是仅将真理等同于教科书，如果教科书就是真理，那么教师就沦入“拜物教”的怪圈。真理无处不在，真理有时甚至在孩子们的手中，教师对真理的虔诚是不问真理的出处的。敬畏真理，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师生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才可能变为现实。

　　教师要敬畏权威。在学校里，并不是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权威，在学习的天地之间，真正的权威是那些有德之人，有广博知识的人，有才华的人，那些人可以不是校长，可以不是教研组长或高级教师。一所学校里有多个权威是一项重要的标志，代表一所学校的实力。各学科、各技术岗位上都要有权威。

　　但敬畏权威更重要，敬畏权威就意味着不妒能忌贤，意味着对权威的某些缺陷（如果一个人能成为权威，他一定是有个性的，那也一定是有缺陷的）保持宽容。学校应有敬畏权威的氛围，才能催生出众多权威。

　　教师要敬畏生命。生命是自然的精华，学生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智慧有个性有灵气，即使你看到个别的学生再厌恶，你也应该把他视为生命。

　　敬畏生命才能真正热爱每个孩子，理解他，与他沟通，将他与某种工具、某种物件或机器区分开来。教师如果不能敬畏生命，那教师就主动放弃了为师的幸福。恭敬而虔诚地对待生命，不要去践踏、折磨、摧残生命，这样的教师功德无量。

　　学会敬畏的人格外谦逊、格外知足，敬畏写在敬畏者的脸上。在不知敬畏的人的脸上，我们只能读到放肆、邪恶、虚伪和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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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教师要继续学习

　　有很多条理由支持教师可以不再学习，比如工作量太大，平时工作很辛苦；教师现在拥有的知识量用来教学生绰绰有余；教师已过学习年龄，记忆力差等等。但支持教师应该继续学习的理由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教师如果不学习就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如果无法胜任工作，那么工作量就不会存在，现有的知识量也无用了，而原来用来做借口的年龄问题正好成为回家休养的凭据。

　　我们原来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递给学生既有的知识，这在过去是条真理。教师将人类知识的精华部分、基础部分嚼烂了给学生，学生牢固掌握了以后，就是作好了走向社会的全部准备。可能受了这样的传递式教育的学生走向社会还可能会成为社会精英呢!因为教育在过去并没有现在这样普及。

　　现在的局面却全然不同，以至于许多人对学校教育提出质疑。这质疑来自于知识的变化，而学校却缺乏应对之术。知识从量上看，裂变得“一日千里”，使今天的知识即使刚印到书本上就可能被淘汰，更何况将这些知识运用于未来；知识从质上来看，更趋向于活化的能形成智慧的那部分知识，死的知识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交给电脑去完成了。在历史上，教育第一次在为不可知的未来服务，教师和学生间的代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大，教师也不得不第一次抛去因经验丰富而摆出的架子，虚心向孩子学。这是我们怕见到而又不得不见到的一幅图景。教师此时光有一桶水，也是不足用的。

　　如果教师不能经常更新知识结构，不能对新知识保持长久的好奇与敏锐，教师就有可能被学生看不起。在学生眼里“老古董”多得很呢！一旦教师不被学生看重，麻烦可真大了，因为威信是维系师生关系最牢靠的锁链。

　　而且，教师的魅力在于通过活化了的知识的积淀，所形成的诸多良好的品质：个性、修养、风度、气质、幽默感，对人的尊重的态度，以及对真理的追求与敬畏。教师对知识的虔诚态度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一旦教师停止了学习，教师的工作便如同机械运作。在机械枯燥的活动中教师会丧失人的本质，会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会沮丧且失活力。这一切都将使教师工作显得令人厌恶。因此，学习本身还在拯救教师自己。

　　学习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学生亲近你，使你永葆活力和魅力。最终，因为学习，你拥有你的工作，你将学习与工作融合在了一起，甚至你的美好生活有一大半在工作中实现。

　　能胜任你现在的工作，是你继续学习的惟一重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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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为沉重的负担找到良好理由

　　人的痛苦来自于“轻”与“重”两极，假如生命中绝无负担，人会有漂泊感，变得无所事事、无所寄托，那是一大痛。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名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光这个书名就值得玩味半天，失去信仰、追求和目标的日子是难以承受的；同样难以承受的是，生命也不能承受太重，承受太重，使身心受到摧压，幸福便无所寄生。人有自己无法估量的潜能，可以承受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像的巨大压力，虽然在承受压力时看似痛苦，却是一种幸福的快感。

　　为什么在同样的痛苦面前，有人感觉痛苦是一种幸福，而有人却将痛苦视为灾难？我想主要并不是由痛苦的强度、维持时间和发出者的差异引起的，而是这种痛苦出于是否他本人的自愿。也就是说，哪怕一点点细微的压力，如果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自外部强制，那么人都会感觉到痛苦，反之则可能是痛苦而深刻的幸福。如果是自愿自发的行为，那么他的痛苦因为有了良好的理由而成为幸福，反之则是苦难。

    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学生的课业负担，就会发现，课业负担总是伴随着课业重与轻的量的区别。学生学习居然没有负担？我想这是不可想像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让学生感觉这种负担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为学生的课业负担提供良好的理由。除了个别孩子，大部分学生都需要教师为他们提供承担负担的理由。

　　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样如此，当你从你的工作中发现了价值，将工作与自己的生命建立了意义连接，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而如果经常抱怨，表明工作可能令你不幸福。有两种可能导致无法承受工作的负担：

　　一是你没有从工作中找到生命的影子，你的个性、创造力、才华可能不能从工作中表现出来，或者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根本无法使你的个性、才华和创造力充分展现。

　　二是你有可能过于追求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通过别人或领导对你的价值的承认，才能最终做出自我承认，而如果你不能获得外部的积极评价时，你就会游移或者失落，如果你依赖于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么可能说明你需要先学会做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的人，要学会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要学会肯定自己，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别的人活着。

　　总之感觉不幸福首先因为负担太重，给自己减负之关键在于为自己沉重的工作负担找到良好的理由。

　　感　悟：同样的工作量，在不同的观念下，一个看成负担，一个看成幸福。其实，它们的区别在于是自愿的还是别人强加的。是我要学还是要我学，这二者的区别很大。如何才能使学生心甘情愿地学呢？一个是要培养兴趣，有兴趣了，就不感觉累了，所谓“乐此不疲”是也，如果是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打电子游戏，有些人通宵也不说累。其二是让其感觉有用，有用了他自然会自愿去学，而不必督促。数学，在学生的生活中有哪些可以感知的应用，这一点教师要在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在课堂教学中。

　　当然，兴趣只是其中一方面，同时要有毅力,不能够坚持肯定不行。　

请看：

　　1965年，一名韩国学生到剑桥大学主修心理学专业。在喝下午茶的时候，他常到学校的咖啡厅或茶座听一些成功人士聊天。这些成功人士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某些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一些创造了经济神话的人，他们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把自己的成功都看得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时间长了，这名韩国学生发现，在国内时，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骗”了，那些人为了让正在创业的人知难而退，普遍把自己的创业艰辛夸大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吓唬那些还没有取得成功的人。

　　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韩国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1970年，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读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地把它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布雷登教授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 ——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布雷登教授在信中写道，“我不敢说这部著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后来这本书果然鼓舞了许多韩国人，也伴随着韩国经济的起飞与发展。因为这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告诉人们，成功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你对某一事业感兴趣，长久地坚持下去就会成功，因为世界赋予你的时间和智慧足够你圆满做完一件事情。后来，这名青年也获得了成功，他成了韩国泛业汽车公司的总裁。

　　在很多人看来，成功的人一定整天愁眉苦脸，头悬梁，锥刺股，像个苦行僧，其实不然，故事中的青年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一靠兴趣，二靠持久。

　　如果在成为名师的道路上，我们也能一靠兴趣，二靠每天坚持，那么成功一定会到来的。只要一个人还在朴实而饶有兴致地生活着，他终究会发现，成功的产生，都是水到渠成的。

　　那么，成为名师，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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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关怀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

    世界上有三类人，一类是强者，一类是弱者，一类是更多的普通人。我们经常关怀弱者，因为那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虽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对弱者表现关怀的行为其动机未必那么崇高；我们不必去关怀强者，关怀强者不是一种值得夸耀的道德行为，更不是人道主义的表现，而却十分接近于谄媚，其动机实在值得怀疑。关怀弱者是不容置疑的，关怀强者是令人生疑的，对弱者的不关怀和对强者的关怀，都有可以被描述为“禽兽不如”，前者显得冷酷，后者显得卑鄙。

　　而对普通的大多数的关怀，是需要讨论一下，并大大地倡导一番的，因为我们身边大多数是些普通人，我们都需要彼此关怀。

　　对普通人的关怀首先表现在当普通人最脆弱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给予真诚的关怀。普通人在片刻间可能成为弱者，这时他格外需要人们的关怀。其实再坚强的人，一生中都会有非常脆弱的时候，有时是身体上的，有时是心理上的，有时又或是精神上的。比如你生气了，你生病了，你遇上不顺心的事了，这时你的同事和领导应该帮助你关怀你，你会感觉活着真好，也就又会恢复了生的勇气。去年，工会在每一名教职工生日那天送上贺卡，我给每一名教职工写上一段祝福的话，为什么挑在你生日那天送上祝福？是因为纪念人出生的那一天，出生那一天你是最脆弱的，特别需要周围人的关怀。

　　对普通的健全人的关怀除了在人特别脆弱时给予关怀之外，还要针对人性的弱点来进行关怀。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渴望快乐，所谓最大的关怀就是要设法为周围普通的人带去欢乐，至少不要为他们带去痛苦。那么人怎么才能快乐呢？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如果能生存、有安全感、有归属感、受到尊重、自我价值可以实现，这五个需要获得满足，那么就可以快乐了。

　　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这一点是无须多说的，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本领。我想说，我们怎么去关怀普通人的其它更高层次的需要，我们怎样才能为周围的那么多普通人带去安全感、归属感、尊严和个人价值？北郊学校要成为一所现代学校，要将世俗人道主义作为我们永恒的追求，那么我们仅仅关心那些弱者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我们作为普通人，都受着别人给予的关怀，同时我们也关怀着别的与我们一样普通的人，那么我们将变得更为崇高。

　　当那些关怀普通人的事迹一次又一次感动着我们自己时，我们必将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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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讲演使人完美

　　艾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教育家，他创办了一所教授雄辩术的学校，这是西方教育史第一所有固定校址和修业年限的高等专科学校。

　　在西方教育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哲学和雄辩术都是学校中的必修课，艾索克拉底认为一个人的言谈非常重要，而辩论与演讲是言谈能力的最集中表现，他说：“美妙多艺的言谈从不为通常人所掌握，而是心灵聪慧者的杰作，人们是否早自幼年时就已受过自由高雅的教育，不取决于他们的勇气、财富，或与此类似的一些有利条件，而是最明显地从他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已经证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言谈本身是文化修养最可靠的标志。”他可能夸大了言辞和雄辩的意义，但他的这番话可以促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更重视自己的语言表达。

　　他还认为，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动物，但人又优于其他生物，是因为演说。他说：“总的说来，人所设计的一切机构制度，其建立没有一个不是借助于演说的能力。”“通过说话，我们教育愚者，赞誉智者，因为，善于言谈的能力被当做透彻的理解力的最准确的标志。”“而且，我们将会发现，没有哪一种运用聪明智慧来完成的工作是在没有言语的帮助下做好的，相反，在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中，言语都是我们的向导，那些最有才智的人，语言运用得最多。”进而，艾索克拉底主张教师要有辩才，认为辩才“对他们的学生不会有害，却是有益，这益处不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么多，却比别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为多”。

　　“教师应该成为演说家”，我在去年更强烈地感觉到公开演说对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重要，于是我不遗余力地“逼迫”我们学校的教师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从两千年前的哲人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

　　此外，更重要的是语言表达作为教师授课的主要手段，对教育教学质量是决定性的，可以这样说，讲演是教师最重要的基本功。讲演的作用在于通过说服，让人们做你觉得是正确的事情；通过告知，让人们知道和了解一些事情；通过逗人们开心，使他们感觉良好，善待自己。最终讲演可能使人们十分关心的事情产生变化。

　　许多人怕讲演，因为信心和经验不足而怯场。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41％的美国人把当众讲演列在最让他们担心的事情中，胜于死亡。在另一项调查中，美国人最担心的事依次排列如下：⑴参加有陌生人在场的聚会；⑵讲演；⑶当众问及私人问题；⑷见约会对像的父母；⑸新工作第一天上班；⑹跟权威人士谈话；⑺求职面试；⑻与未曾谋面的人约会。讲演使人紧张，那是正常的——76％会怯场。讲演者紧张时肾上腺素水平提高，心跳加快，双手抖动，两膝磕碰，皮肤冒汗。

　　为克服怯场，有办法可供大家参考。比如事先精心准备，并以必胜信心面对，可缓解紧张情绪；再比如做一些形象化假想，在讲演前假想自己获得巨大成功；还有不要指望完美，不要希望自己的讲演会十全十美，要知道凡是实践的艺术都是有缺陷的；此外深呼吸、与听众目光接触、手里握着东西等等都是克服讲演怯场的好方法。

　　好的讲演是艺术，令人如沐春风，但更重要的是，好的讲演可以给予人们改变自身处境的力量，将你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在别人面前。艾索克拉底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腐败堕落的人变得诚实正直，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我倒觉得，人们能够变得好一些，有价值一些，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善于言谈的抱负，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能够说服听众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专心运用他们的有利地位，那么事情就会那样。”因而，讲演将使你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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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何不玩一玩

　　今天中午观摩青年教师的演讲比赛，场内观众不多，轮到演讲的教师神色拘谨，如临大敌。在场的评委更是正襟危坐，“严格执法”，公正亮分。青年教师一个个轮番上场谈论着自己的理想。正在那种严肃的气氛中，我提着相机入场了。我以为青年教师的演讲比赛应该是一个欢乐的节日，我刚过35岁，舍不得青春的脚步匆匆而过，特地抽了时间去感受年轻的欢乐，可多媒体教室里的凝重的气氛却差点让我窒息。

　　我之所以提着相机进去，不是为了拍照的，我这个校长没有兼着摄影师的工作。我最近是在玩相机，那是我没有玩过的少有的几种可玩的小玩艺之一。我阳历属猴，“遍观风景然后死”是我的信条之一。然而，今天我玩不成，因为那种凝重的空气。难道演讲不是玩的吗？难道演讲主题“理想”不值得说出来玩一玩吗？在场子里，我为每个人拍了照，但是我的失望在于，几乎没有几张面孔比他们平时更生动的。后来，我在后期加工中，索性将彩色照片褐色化了，我发现竭色类似老照片了，倒符合他们当时沉重的表情。抒发理想难道真是的如此沉重的一件事吗？

　　有人说中国人活得很累。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得更累。我们的青年教师是知识分子的话，我们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属于文化人。那么我们文化的基因也许渗透在每个文化人的血脉里。我们文化的基因有什么特质？我们文化的基因是一种“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忧国忧民的文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是容不得游戏、娱乐的因子的，当我们工作、思考时，是紧锁着眉头的那种表情；即使在游戏、娱乐的时候，也忘不了一脸凝重，似乎放不下几千年的历史、十几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

　　做中国人已经很累了，因为我们从小开始习惯于看别人的脸色，从小就学会怎么去在乎别人的评价，去做别人期待的事，然后我们又读了好多年书，经受一次又一次考试后，我们忝列为“知识分子”了，我们增长了知识却失去了趣味，拿到了学历却丢失了纯真，背上了千斤重的责任却扔下了天性，我们那么严肃地带着批判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世界，似乎不从周围世界里发现丑恶、不如意、我们就枉为知识阶层文化人了。

　　其实有另一种文化叫“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来自于市井，属于城市，带有商业味，比如香港，香港并非文化沙漠，视香港为文化沙漠之地的，必是精英文化的歧视。大众文化中的三个追求，一是金钱，二是娱乐，三是规则。市井社会芸芸众生为着金钱利益去玩，为赚到钱好好玩，得守着规则，否则赚不了也玩不了。在这种文化浸淫下，人们轻松自在了。

　　我姑且不去评价两种文化的优劣，事实上没有什么优与劣的文化的。我只是说，我们太沉重了，太拿自己当那么回事了，以至于我们往往错过人间的那么多欢娱的机会，也拉大了我们与可能受更多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少年一代的心理距离。他们看“无厘头”长大，他们在欣赏着花一般的美少男，他们不是在与传统对抗，也许所谓对抗也只是对抗精英文化的一种凝重的姿态。他们只是玩，和崇高、信念、追求等等的古典论调无关。

　　在演讲中，刘瑶老师的一句话击中了我的思维，她说“我们的课堂似乎太神圣了。”是的，太神圣了，课堂已经神圣得如同教堂，那么宁静；教材神圣得如同经书，一字都不可更改；教学简直庄严得如“布道”；对学习简直苛求得如“苦修”了。教育一旦如同宗教活动，那么教育就是神父（教师）为了教义（知识）而向教徒（学生）“传教”的过程了。而当讲坛成为神坛时，学校里哪有什么人的生趣和灵动？难怪教师厌了教，学生厌了学。

　　人类历史有三个时代，一是神的时代；二是英雄时代；三是人的时代。而可惜的是，教育至今还在神的时代，在精英文化中，哪有什么把神拉下台的可能？也许我们今天教育的进步方向应该是由神的时代向英雄时代走，在英雄时代，没有什么万能的永恒的东西了，只有生动的传奇故事，一切打破党规有所创造的人都可以成为教育界的英雄，英雄与神的不同在于，英雄是有缺陷的，因为有缺陷，英雄才可爱和真实。上星期，传奇人物王泽钊为我们上了两堂课，让我们领略了教育界英雄的风采，可是，我接着发现，在课堂上，王老师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能让学生忘记他英雄的身份，他也压根没有把自己当英雄来当众表演，也压根不会把自己当神，接受学生的顶礼膜拜。所以他才被学生欢迎着、铭记着、爱戴着。他创造了一个“人”的课堂，或者说是灵动的绿色的原始农业般的课堂，他和学生们一起悠闲着，玩着曾经那么神圣的语文。

　　教师要学会玩着实不容易，一要有玩的心境，要不视玩为耻，不以玩为浪费；二要有玩的价值观念，比如在“实与虚”中“虚”是玩，在“软和硬”中“软”是玩，在“快与慢”中“慢”是玩，在“有形与无形”中“无形”是玩，在“人与物”中“人”是玩，在“分数增长与人的成长中”“人的成长”是玩；三要有玩的技术，玩是一种境界，是由　“有法”到“无法”的境界。

　　假如教育如玩一般，教师和学生都将获得真正的解放。

　　有人说，要“玩教育”，得冒很大的风险，艺高的人胆大，艺高才能放开了玩。

　　我说，相反，只有胆大了艺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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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思想

　　“科研”两个字着实令人恐惧，在这两个字面前，我们往往有两种态度，一是觉得高不可攀。多么了不起啊！在天上呢，只有那些大学教授、那些实在了不起的教师才可以搞科研。首先是文字了不起，瞧这些术语，这些大标题小标题，是普通人能够学得会的吗？二是觉得不屑一顾，以为科研一无用处。那些长篇大论有什么用呢，除了养活诸多报刊杂志外，对教育教学实践简直没有一点实际用处。还逼着教师写所谓论文，评职称用一下而已；一些论文写得很漂亮的人，教学不一定好呢！有什么了不起，“天下文章一大抄”！

　　是的，的确存在上述现象，专家苦心研究，做的许多国家级市级课题取得了许多成果，到了学校却不能转化为教育教学实效，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要么平时对科研不感兴趣的，为评职称，或为提高自己“学术地位”搞些“塑料花”应景，写完也就作罢，至于什么叫科研，什么是科研论文的规范，刚根本无须知晓。对科研抱这样的态度，实在不是基层工作的老师们的过错，科研远离实践，实践不屑理论指导，这是教育“科研”的悲哀，有人甚至提出教育学不是科学，本来就没有什么教育学，在人文社会学领域，“教育理论家”们为争取自己的学术地位争得面红耳赤，可没有，自然科学瞧不起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瞧不起教育学，一个多世纪来已成定局。连教师都可能瞧不起教育理论家，瞧那些“教授”研究一辈子理论，自己上的课却没有人要听！

　　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学，教育学可能就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拼凑，教育理念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必须经过教师创造性把握。如果说理念是显性知识的话，那么真正在课堂中起作用的可能是经验（无法言表的隐性知识）。

　　我们无须参与这些讨论，我们不要将理论捧上天，也不必将理论打入地狱，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有其价值，教育理论也同样如此。也许，教育可能是一种经验，我们接触理论，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条理化理性化，或者为检讨自己经验中不科学的地方提供方法论依据，或给自己新的启迪以丰富“经验武库”。作为今天的教师，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表达来赢得专业地位，凡是有专业地位的职业，都需要交流沟通，以获得起码的尊重与承认，这时，我们也许需要理念术语作为“行话”。

　　有时，过于规范的学术表达反而窒息了教师的思想，阻碍了现时代的教师成为教育思想家；我们的思想，有时非常精彩，却被学术表达淹没或漠视，逐渐使教师丧失了表达思想的欲望和能力。而本来，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教师，处于时代变革中，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应该闪耀思想的灵光，但这一切可能性，却因教师普遍“失语”而变为事实的不可能。

　　因此，倡导教师“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北郊学校，希望老师释放思想，将潜藏的思想表层化，而且无须借助学术语言，要用自己的语言，用鲜活的个性化的方式，先将捕捉并表达自己放在第一步，再走第二步，即使用“行话”来格式化。

　　有人抱怨自己不会写，其实思想人人有，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你的文思会如泉涌，取之不尽呢！

　　试一下，表达思想就像平时说话一样。表达使你畅快！而且表达了，你才确切地知道自己活着，工作着，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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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会倾听不容易

　　我们每天都在听，可是不一定在倾听。

　　听与倾听不同，听是一种生理过程，“是声波在耳膜上的震动和电化脉冲从内耳向大脑中枢听力系统的信号传递”。听是入耳，是一种生理游戏，但不一定入心，别人在说话，你听到了，别人的话仅仅是一种声波和信号，与马路上汽车喇叭声，窗外的鸟叫声本质上没有区别。

　　而倾听则不同，是入耳又入心的生命活动，只有人类才会倾听，倾听是很累人的一种身心两方面的活动。倾听为什么会比较疲劳，是因为倾听必须集中注意力，而且要让听到的内容与自己的认识和知识结构进行比照，并与讲话内容发生冲撞或融合，只有产生冲撞或融合了，听到的才对你有意义。倾听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有意义的活动，当你认为别人的讲话对你有意义，你才不会坐立不安，才会有可能忘记肉身的存在，也就忘记了疲劳。

　　学会倾听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倾听是交流的第一技巧，专家指出，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人士，他们的成功有八成是依赖于倾听别人说话或让别人倾听；一名成功的教师也是如此，倾听几乎是教师的日常工作之一，不可想像如果没有倾听，教师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学生，又怎么教得好书？此外，倾听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姿态，不善倾听，就不太会交到真正的朋友，也不会有家庭关系的融洽，因为有时人们仅仅需要你倾听，倾听就足够了，一个不善于倾听的人，他的人生也许会因此而非常失败。

　　倾听不仅是一种交往技术，我认为倾听更是一种美德。善于倾听的人身上有一种善良的天性和善解人意的特质，这种力量超出你对别人的道德说教而非常自然地就能赢得人们对你的尊敬和爱戴。

　　倾听还是一种你个人能力的综合表现，是对你个人的注意力、记忆力、理解力、想像力、思考力等等这类因素的挑战和训练。

　　而且倾听还是一种丰富情感的表现，很难想象，一个感情麻木、心灵冷漠的人居然会倾听！倾听是一个逻辑的归纳、综合、演绎的过程，更是一个情感投入的过程。

倾听可以使你的心与智两方面越来越发达，我们没有理由不倾听。

　　可是，有心理学家指出倾听是“一门失传的艺术”，说倾听是“艺术”，是因为倾听是倾听者的创造性劳动；说倾听“失传”，是心理学家认为，好多人已不那么乐于和善于倾听了。有些人不愿意倾听，我不想过多地分析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倾听，因为那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只想多分析一下人们不能正确地倾听的原因，如果我们找到了发生这一情况的原因，那么或许可以找出解决之道。

　　首先是精力不够集中，精力不集中是无法倾听的。生理和心理因素都可能导致精力不集中，心理上的原因主要是体力上的，体力不支使精力不易集中；而有些人的认知风格也会导致精力不集中，比如有些人一向更适合于通过阅读而不是倾听来与外界交流或获得信息。如果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生理问题，那我们应该表示谅解。

　　有些精力不集中则是由心理问题造成的。比如有些人习惯性的走神，如果这些人平时注意训练自己的注意力和意志品质，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其二，是听人讲话时太集中关注了细节，错过了要点。比如在听讲演时，讲演者为了吸引听者，要经常在讲演中穿插一些故事、笑话或材料是为观点和讲演内容主干服务的，你如果只被这些次要信息吸引，却错过要点，说明你的听讲能力有待提高。

　　其三是习惯于太主观武断地听讲。有时我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相信只要说话者一开口就知道他所要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太过于确信了自己以后，就不太愿意听他们实际想说什么，有时我们根本就不会耐着性子倾听了。太带有主观性的先入为主的听法是听者与讲者的错位。

其四是太注意演讲的方式和个人外表、口气、习惯，而忽视了内容。虽然讲话者可能不漂亮，普通话不标准，姿态不好，或者甚至你平时和他有意见，但这都和你的倾听关系不大，千万别受这些因素干扰。

　　但愿我向教师提这条建议是多余的，可是我还是要提，是因为学会了倾听，我们才可能通过倾听而学会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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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人类道德至高无上

　　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学会调适以下三种关系：人与社会或集体或家庭或国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能服从于社会、集体、家庭、国家的需要，那么，这个人可能将被我们称为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和谐地与他人相处，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他可能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和自然相处，肆意破坏大自然的恩赐，那么，他也是不道德的。反之，这个人学会了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那么，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人先天是不是就会自动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呢?对此，历来有很大的争议，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争议，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人性善与恶，永远也没有一个定论的，再去思辨这个古老的问题，意义似乎不是太大。

因此，我们实在不能武断地说，人天生就会自动调整与集体、他人、自然的关系。不过，教育对一个人的道德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教育的职能就是要训诫并遏止这种恶；如果人性本善，那么教育就须激发人心中善的因子，并加以巩固；如果认为人性有善和恶的两面性，那么教育就要同时做两件事，既要抑制恶又要扬善。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人类对教育对象的认识和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是何其的困难。

而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为人的心愿总是与集体、他人、自然发生冲突，教育历来捍卫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和次序，即使为了表面的和谐和次序而牺牲个人利益。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人们为适应外部世界往往要付出比今天更大的代价。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人们付出的道德代价就会越大；而越是专制的社会，越增加道德代价。使道德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强制力，甚至可以完全抹杀人性，鲁迅之所谓“仁义道德”的“吃人”，就是这个意思。因而传统的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社会而不是维护人性的，传统的教育几乎就是道德教化，传承一成不变的道德规范，最终帮助人们习得这些规范，而成为习惯。为此目的即使牺牲人性也毫不可惜。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人的“个体”作出牺牲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人作为“类”的价值总是高于作为个体的价值，个人的需要，不管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只要与类的需要相违背，那么个体必须付出牺牲，教化的作用看来就是为了让个体的人少为之付出牺牲。

道德的至高无上，是因为只有人类的总体利益获得滿足，个体的利益才有保障。这即所谓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是因为人性的变迁，而是社会变迁使然。为保全社会和谐与次序，一个时代会根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对人提出符合这个时代特点的道德规范，但是，一个时代的逝去，并不能立即改变一个时代的道德规范，是因为存在先于意识。因而道德标准的变化总是滞后于时代要求，甚至阻碍时代变迁的步伐，每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会导致道德失范，是可以被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道德标准只可能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如果将道德标准绝对化，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与倒退。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期的道德教育，也许只能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教育者应该认识到社会变迁的趋势，并“依势”而非“逆势”作出符合理性的教育判断，方可在复杂情况下有所作为。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体制的变迁对道德领域的深刻影响，而且是决定性的影响。新的价值观正在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使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重新思索道德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在此形势下，我们如何确立符合现实也预示未来的道德观念。

　　这种思索始于伦理，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市场体制要求人与人的平等，冲击了固有的等级制，这个制度下的人必须是个性化的人，具有独立意志和品格，因而也更完整。这种体制比之前更加关注人的权利，为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将集体利益还原为个体利益总和，通过对个体利益的尊重而促进集体利益的实现。没有事先存在的所谓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且以保障个人利益为前提。

自利是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亚当·斯密认为，当每个人的利益获得满足时，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利益也将最大。他说：人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过程就是道德的建立过程。

在此，自利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因为自利才使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对金钱的追求并不是不道德的，反而金钱比权利更导致社会公正，因为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人的价值将主要由金钱来衡量。所以，“向钱看”并非是不道德。

　　那么，在这些价值观变化的重要时刻，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底线在哪里呢?

　　道德应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己利人才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如果我们必须为现时代的道德画一条底线的话，那么，这条线就是不损人，而中线是将利己利人完美地结合。除此之外，道德还有无限的生长空间，但是却是基于内在信仰的，而不是外部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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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做回女性

　　男性或女性的意识都是后天习得的，男性与女性各自的特点是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以对方为镜而形成的。恋爱中的男女双方表现得最为典型，男士大多会表现出格外的坚强、潇洒而阳刚、伟岸，女士则大多含情脉脉、风情万钟，含蓄而温存，正是这种相互取悦的交往，使一方对对方的心理期待强化了各自鲜明的性别意识。

　　不可否认，因为自然生活之严重不足，“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男性，有某种中性化倾向，表现为“小器”、“胆怯”、“自私”、“踌躇不定”等非男性特点，这一方面与儿童时期的教养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自然野性生活”缺乏有关，即使是“扮酷”，也多为商品时代的时尚符号。但是，女性的固有特质的缺失和中性化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男性的中性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如果女性为“阴”，男性为“阳”，那么，男女是相生的，即在交往中确认对方特性的同时确认了自己的特性；男女相克的，即在交往中，各自寻找差异，并将自我与对方固定在两个极端的点上。照这个理论来解释性别意识的形成，我们可以发现男女性别各自中性化是违背“天伦”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中性化的男女不再相互吸引，可能导致人类“种”的繁衍的困难，其后果不啻是一种灾难。

　　另一种因素也在强大地影响着性别塑造，即社会文化因素。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将一切展示的女性美一律概括为“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这些运动不仅取消了女性妩媚外形的合理化，而且取消了女性的独特气质，使女性的语言、仪态、神态、动作乃至思维方式普遍的男性化，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虽然女性可以不再作为审美对象，但女性特质的消失并未令女性自恰。在革命化的男女平等中，女性开始粗鄙化，并使整个社会文化粗鄙化。而未经革命洗礼的儒家文化圈，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地，女性则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原始的诗意”。不仅令男士，也令女性称赏。因而，在我国努力提高国民素质的“补课” 中，实在需要占一半人口的中国妇女，回归含蓄、高雅、可爱、温柔的女性特质。期待着现代女性不再是革命着的“铁姑娘” 形象。这不是男性的期待，而是中国“人种”的期待。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中国女性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女性的优点，比如特别有礼、矜持、勤劳、忍耐、有气节、明事理、识大体等，她们虽足不出户，却是传统家庭的主心骨。她们可能不如西方女子那般的浪漫多情、奔放热烈，但她们身上却凝聚着东方文明的精华元素，而这些元素在今天中国现代妇女身上面临失传的危机，实在是我们面对强悍的西方文化“入侵”时的不幸。失去这些传统优势的妇女，当青春不再时，还剩下多少可爱和美丽呢？

　　妇女有一些特殊的本领有利于女性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比如女性的大脑“不那么偏重一侧，她们不像男人，把事情看得那么刻板正式”，决定了她们的思维是“网式”的，这种思维使女性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有优势。她们灵活的头脑、敏锐的直觉、广阔的关联性、长远的眼光、丰富的想象力，使她们在传媒、教育、医疗、服务行业中占主导地位。

　　在中小学校里，女教师占了多数，我认为，女教师占多，并不是学校里男孩子中性化的原因。相反，真正的女教师倒是可以激发出男孩子们的男性意识，如果用“阴”“阳”理论加以分析，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问题是，我们的女教师一旦丧失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特质，以“刚”、“烈”、“横”和“粗鄙”的形象出现，在对男孩子的管教中以中性化的行为标准硬是抹杀他们的性别特点，并且以不屈不挠的意志驯服而非巧妙感化“顽劣”，对“调皮”和“野性”绝不宽容，那么，经年之后，男生们要恢复男生性别，也只有去“扮酷”了。此外，女教师对女学生非女性特质的诱导与纵容，一方面使女孩子们不复可爱，另一方面也使班级群体的男生集体“阳衰”。一定程度上，“阳衰”正由“阴盛”造成。

　　由此看来，女教师做回女性，有其教育学意义。